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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亲子鉴定医院(南阳亲子鉴定医院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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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2 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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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有亲子鉴定中心吗?内乡亲子鉴定中心在那里,南阳中心医院能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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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DNA亲子鉴定,做亲子鉴定需要哪些材料

亲子鉴定需要准备的资料如下:
 (1)被鉴定人的身份证(或工作证)、结婚(离婚)证明、孩子出生证(或户口)等证明身份及其相互关系的证件; 
(2)如系公检法机关委托的鉴定,出具由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或律师事务所签发的亲子鉴定委托书,注明父母和孩子的姓名、地址、身份证以及申请原因等。
被鉴定人要求:
(1)被鉴定人应由母-子-可疑父亲或父母-子组成,只要求父子或母子二人鉴定者一般要求说明鉴定理由;
(2)成年被鉴定人均应自愿同意鉴定,14岁以上的青少年应适当征求其对鉴定的意见; 
(3)被鉴定人应了解自己或近亲属有无遗传病史,为鉴定提供参考(有遗传病史的易于基因变异);
(4)被鉴定子女年龄一般在半岁以上为好。



扩展资料:
根据鉴定目的的不同,亲子鉴定可以分为司法鉴定和个人鉴定。
1、个人亲子鉴定本身就是不公开的,所以鉴定委托人有权不提供任何证件。样本可以自行取样,送到专业鉴定机构,其鉴定结果仅提供给鉴定委托人。鉴定结果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2、司法亲子鉴定是完全公开的,必须鉴定委托人父、母、孩子三方同意,面对面到场,带齐相关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等。鉴定结果可以用做司法用途(上户口、办移民、打官司等),也可以做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司法鉴定只能适用于诉讼活动,是在特定的诉讼审判程序过程中,由法官启动的一项科学鉴定活动。换言之,不参与诉讼活动的,也就是不在法庭打官司,就不需要做司法亲子鉴定;需要打官司,诉讼到法院后,由法院启动的鉴定,才叫司法鉴定。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亲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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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分为个人鉴定与司法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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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费用3000元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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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围绕女性在职场中面对的性别歧视、生育焦虑、未成年人性侵、特殊教育等社会关注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关键词一:消除女性就业性别歧视

招聘时因为性别原因被拒之门外;面试时被问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有没有结婚和生小孩的计划;工作中瞻前顾后担心生育会影响职场晋升……这些问题困扰着不少职场女性,不仅影响到女性的职场权益,也不利于提升社会的生育意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提出,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界定与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

崔郁建议,全国人大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或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时,在对就业性别歧视进行法律界定的基础上,明确不同情形的歧视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劳动保障部门进一步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随着国家开放“三孩”等新生育政策的实施,从国家到地方的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也随之出台。不少网友热议,提高生育率要先保障女性在职场中的相关权益,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否则是“治标不治本”。如何破除女性社会地位的“隐形不公”,促进妇女工作与家庭平衡,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关键词二:为养育孩子“减负”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不少委员代表也将目光聚焦在为养育孩子“减负”,提出加大补贴力度,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提出,建立政府和用人单位共担生育成本机制。从国家层面统一规定延长生育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政府为生育保险基金提供财政兜底。建议女职工休产假和延长生育假期间的社保缴费由财政补贴50%,鼓励用人单位制定平衡工作家庭的积极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俊廷表示,目前国家放开三孩,虽然有了政策,但是很多年轻人生育率还是不高。张俊廷说,很多家庭考虑到培养一个孩子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经济成本,很有可能不太愿意继续要孩子,尤其是考虑到没人带孩子,对此,他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降低生育成本,倡导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同时鼓励一些大企业、单位提供免费的托育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建议,对三孩以上家庭大幅度提升个税起征点,并且从第三孩出生起每人每月提供生育补贴直至小孩成年。

关键词三:关注打拐防侵

今年全国两会上,“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都在为妇女权益而发声代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建议》。

她表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拐卖人口现象一直不能根除。”她建议,对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提高刑期,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让反拐达成切实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拟聘人员授权后,可以对其性侵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查询,但目前全国层面尚未建立可供查询的共享平台。

对此,黄绮委员呼吁教育部尽快建立统一的信息查询平台,提供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查询,这样才能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查询到拟聘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可能有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

此外,黄绮委员建议公安部主动对接教育部的统一查询平台,共享与提供被查询人性侵违法犯罪相关的信息,为各教育相关的单位提供录用教职员工时查询拟聘人员性侵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全国人大代表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此外,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增加经费投入,继续保持对犯罪分子高压严打态势。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认为拐卖犯罪的危害是长期存在的,这一犯罪行为给受害家庭和受害人造成的伤害往往伴随一生。建议对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身追责。张宝艳表示,还要继续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反拐工作。没有新增案件,肃清陈年积案,“天下无拐”便能实现。

关键词四: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更多保障

近年来,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儿童工作的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残疾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

不过,我国特殊儿童教育还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提交《关于提高自闭症儿童就学率》的建议。

他介绍,由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缺乏特殊教育和心理支持,导致大部分长期康复训练的自闭症儿童与正常教育环境脱轨,难以适应普通学校课程设置。

中、低能力自闭症儿童入普校学习后问题行为日益突出,在校难以提升能力。现有的家长陪读或“影子”老师方式成本高,难以维持整个义务教育阶段。

而特殊教育学校也多以接收听障、视障或智障儿童为主,一些特教老师对如何解决自闭症儿童的特殊行为方法经验不足。

张家祥建议:

1.组织国内、省内孤独症儿童诊治、康复训练方面的专家

成立自闭症儿童康复专家技术指导组,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并有效质控。

2.每个地市至少成立一所自闭症特殊教育完全学校

由卫生、教育、残联系统联动建设,融合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医疗康复、心理支持、家庭教育及残联项目救助等各方力量,保证自闭症儿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义务教育权利。

3.在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设立特殊教育班

对中高能力水平的自闭症儿童施以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合,定点机构和教育、残联等部门要重视孤独症儿童早期康复与学前(义务)教育的衔接,在持续康复训练的基础上,为达到一定能力的适龄儿童争取上学的机会,及时协调有关方面,为其入园、入学提供必要指导、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能够融入社会生活。

“目前,整个社会对特殊教育认识及关注度不够,很多人认为残疾儿童能够生活即可,而忽视了其受教育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高莉说。

在高莉看来,与普通教育相比,特殊儿童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中的短板,“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包括0-3岁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干预现状令人担忧。”

在残疾儿童受教育及0-3岁残疾儿童早期教育干预方面,高莉建议,尽快出台特殊教育法律来落实残疾儿童教育资助政策,“或者出台《特殊教育法》单行法,或在《义务教育法》中单列一章规定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

“通过整合医疗卫生、教育、民政、残联等机构的力量,实现信息共享(特殊儿童通报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早期发现、早期评估和早期教育干预系统。”高莉建议说。

事实证明,通过科学的早期干预,可以减少未来特殊教育服务的投入。高莉建议,依托家庭和社区,在关键期为这些儿童提供抢救性康复教育等服务,从而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

综合整理 | 人民日报、新民晚报、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

编辑 | 谢然

没有人能说清楚“白雪芳”究竟是谁。

她的真实姓名、出生日期、家庭情况,都在2002年的某一天被一场交易“买断”——

这一年,一个女人以1000元的价格,从另一个女人的手中买走了时年约3、4岁的她。

此后,她成为了“白雪芳”,拥有了新的父亲、母亲和哥哥。

之后漫长而煎熬的日子里,她过得很难。

登上热搜的白雪芳

最近,一则短视频登上了热搜。

视频中的女人手拿一张儿时的照片,身着结婚迎亲时才会穿的秀禾服,对着镜头说:

“大家好,我叫白雪芳。

我是一名被拐儿童……

希望能够借助网友和各大媒体的力量,来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现在我马上要结婚了,希望我的亲生父母能够看到我的寻亲信息,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我的婚礼……”

白雪芳发布的寻亲短视频截图

视频很快被传播出去,近千万的观看次数,在将寻亲消息扩散的同时,也让白雪芳的生活陷入了某种“混乱”。

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找上她,以其发布的童年照片推断,她就是自己失散的亲人,“可到现在也没什么有用的线索”——真相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可能”稀释,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困难都是预料之中的。

在白雪芳的描述中,她对自己的真实原生家庭一无所知。

除了去年被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的血液样本和右侧肩胛骨正下方一块鸡蛋大小的、不规则形状的白色胎记之外,她为数不多掌握的线索全部出自养母之口。

在养母的描述中,白雪芳是在2002年来到家里的。

那一年,一个女人抱着“差不多3、4岁” 的她在河北省保定市蠡(lǐ )县寻找“买家”,碰见了正在赶集的养母。

养母见年幼的孩子“浑身特别脏,但是长得还凑合”,便出于同情以1000元的价格将其买回了家,并给了她“白雪芳”的名字。

在得知自己并非亲生后,白雪芳也曾询问过养母收买自己的理由,对此养母只说“想给你哥哥找个妹妹”,其他的便不愿多言。

现如今白雪芳写在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99年10月15日,可这一定不是真实的。

在白雪芳目前为止的人生里,所谓“生日”一直是一串模糊的数字,“可能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也或许是其他什么日子。

有关白雪芳的真实人生和这个日期一同被隐匿,更多的是人们不知道的事。

白雪芳发布的寻亲视频截图

很多故事被三言两语地带过了。

比如在那则1分52秒的寻亲短视频中,白雪芳不曾仔细讲起,收买她的养父其实有很严重的家暴行为。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近乎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和忐忑中,“但凡做错一点事,他们就会非常不高兴,对我非打即骂”。

白雪芳还有一个大她8岁的哥哥,是养父母的亲生儿子。

家里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不仅不让他干农活,就连贴身的衣服都要指使妹妹白雪芳去洗,“不是一般的重男轻女”。

“小时候我哥特别有钱,能自己买吃的、喝的,但是我就没有这个待遇”,白雪芳说,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其寻亲故事的起点——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的养父母从来没有真正地关心我、了解我,在他们心里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少年时代如影随形的恐惧和寂寞,使她迫切地想要逃离原有的生活,同时也推动着她寻找真相。

白雪芳童年照

15岁那年,白雪芳第一次询问“母亲”自己是否为亲生,不想对方极为淡定地告诉她:“你是被买来的,不是我们家的人”。

一个不算意外的答案被轻飘飘地丢在白雪芳的面前,可留下的震荡与回响却是剧烈的。

那天之后,她开始以各种方式寻找着真实的自己,但全都一无所获。

一直到今天,问题“白雪芳究竟是谁?”依旧没能等到一个确凿的答案。

谜团不断弥漫,被隐蔽的原生家庭以及不算圆满的现有家庭拼接在一起,在白雪芳的生命里留下一大片形状扭曲的灰色地带。

何时才能拨开云雾?

带着这个疑问,白雪芳不停回望,却始终没能找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成年后的白雪芳拿着自己的童年照寻亲

往事

成为“白雪芳”的日子不算快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甚至是煎熬的。

白雪芳的养父常年在外地打工,哥哥又住校念书,所以很多时候家中都只有白雪芳和养母两人,而母女二人的相处也总是针锋相对。

养母对待白雪芳极为苛刻,除了要下地做农活,家中日常洗衣做饭也成了白雪芳的任务,“但凡活干得有一点不好,就一定会挨骂、挨打”。

养母“教育”白雪芳的方式有很多种。

之前因为家务活做得不够仔细,白雪芳曾被罚站在屋外整整一夜,养母凌晨起夜如厕,发现白雪芳躺在地上睡着了,就用脚将其踢醒,呵斥她“不许睡,继续站”。

相同的事情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生,白雪芳也找到了一些“生存技巧”,比如:“在家里一定不能闲着,就算没事儿,也要找点事儿做”,不然就一定会被数落。

然而仅是小心翼翼并不能满足养母的要求,很多时候白雪芳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出气筒”,“哪怕我什么都没做错,他们情绪不好时,也会拿我发泄一下”。

在白雪芳的记忆里,养母的指责与谩骂时常是莫名其妙的, “有时候作业上出现一些问题,她就会对我破口大骂”。

可即便如此,她依旧不敢辩驳,因为养母会将家中发生的一切通过电话告诉外地的养父,“会将小问题夸大得非常严重,时常威胁我说‘到时候看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白雪芳就会接到养父打来的电话,对方通常二话不说,便开始破口大骂,“那话说得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渐渐地,白雪芳也学会了沉默,“长大之后我不会向养母说任何事情,因为我知道他们才是一家人”。

上小学白雪芳(中间 白衣服)

白雪芳的养父并不经常回家,养母也极少主动提起丈夫,白雪芳听村里人说,养父是在内蒙古打工,但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她至今也不知晓。

“可能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因为他每次回家都要给车换上假牌照,连身份证都用假的。”

养父每年回家的时间和次数都不确定,“有时候待几天就走,有时候要在家住一两个月”。

对于白雪芳来说,养父在家的时间是一种“考验”,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警惕,才能应对脾气“阴晴不定”的父亲。

白雪芳始终记得一件事:

在她上初中的某一个周末,她从学校宿舍返回家中,发现养父也在家,正倚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看电视。

二人原本相安无事,但在接了一通“不愉快的电话”之后,养父忽然大发雷霆、冲到阳台,抬脚便踹在了白雪芳的胸口上,“当时就感觉骨头都在咯吱咯吱响”。

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养母的身上。

白雪芳养母的胸口处,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听她自己说,那是某次与丈夫激烈争吵后留下的。

那天气急败坏的养父连踹了她的胸口几次,“肋骨都断了好几根”,被送往医院救治后,养母做了一台“很大的手术”,“钉”在其胸口骨头上的钢钉和钢板,至今都没有被取出。

“其实我的养母在家里的地位也不高”,白雪芳说:“家里除了我哥他谁都打,只要有事儿就拿我和养母撒气。”

暴力之外,养父对待婚姻也不忠诚。

几年前,他和同村一位合作伙伴的姐姐搞婚外情,事情败露后,养母和他大吵了一架,结果最后也只换来了一顿暴打,什么公道都没有讨回。

之前,不堪家暴出轨的养母也曾提出过离婚,但每次都被她的父亲以“离婚就是丢人现眼”为由给劝了回去,如此二人也在鸡飞狗跳中度过了几十年。

“我的养母比养父大一岁,当时他们结婚也是家里安排的。”

在白雪芳的眼中,养母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其实她这么多年也挺苦的,被折磨的太多了,(可能)她心里也扭曲了”。

与养父最激烈的一次争执,发生在白雪芳十几岁的时候,“具体几岁记不清了,类似的事情发生太多次了”。

那一天,养父正在午睡,白雪芳则像往常一样做家务。

在整理到卧室时,躺在床上的养父忽然惊醒,盯着她看了几秒后,猛地起身走进厨房,出来时他的手上提着一把菜刀,嘴里还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不等白雪芳反应,养父手里的刀便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意外来得太快,白雪芳脑中一片空白,除了大声哭喊求饶,她什么都不敢做,二人僵持了许久,养父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待恢复理智后,养父将菜刀扔在地上,然后便急匆匆地跑出了家门,“等他走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手被他砍伤了,短袖和裤子全都被(血)染红了。”

当天下午,养父与养母一同回家,看见白雪芳的伤口后,二人都表现得极为淡定,甚至没有主动提起要带女儿去医院包扎、治疗。

“虽然之后他也给我道过歉,可是没有用,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

后来,那道伤口慢慢痊愈,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白雪芳的手臂上还是留下了一个凸起的、极为明显的伤疤。

那个如同飞来横祸一般的凶险时刻,成了白雪芳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以为自己会死掉”,每次讲起这件事,她都会不停重复这句话:“我真的恨死他了”。

逃离

白雪芳曾几次离开那个“家”,这当中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

大概在上小学2、3年级时,白雪芳第一次被养父母“送走”。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她被二人带入了一片荒凉的野地,没有任何解释,养父母将她扔下便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此后,年幼的白雪芳在荒郊野岭哭喊了一夜,终于在天亮时看见了养父母的身影,而此时二人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怎么还没有被人捡走?”

11岁那年,因为“不听话、脾气倔”,她再一次被养母送到邻村一户人家。

然而几天后,那户人家就因为无法忍受她的哭闹,又将她送回了养母身边。

没有一句安慰和解释,养母对着被“退”回的白雪芳说:“你看,谁都不要你!”

接二连三被送走的经历,让白雪芳感到极为不安,她几次怀疑自己的身份。

这期间,她也曾问过养母为什么对自己和哥哥的态度截然相反,而养母给出的回答是:“谁对你好,你就去找谁。”

15岁时,白雪芳第一次明确地问养母:“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似乎是早有预料,面对质疑养母并不惊讶,只是平静地说她就是被抱养的,可对于其真实家庭状况,却始终闭口不谈。

此后,白雪芳也多次向养父母追问亲生父母的下落,但换来的只有拳脚和辱骂。

“他们觉得我要去找亲生父母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情”“这事儿闹得很大,村里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为了寻亲,白雪芳也离家出走过几次,可每次都会被养父母找到,“把我带回家后,他们就会更使劲儿地揍我,甚至还会拿木凳往我身上砸”。

混乱的日子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白雪芳17岁时,养父母“变脸”了。

彼时,原本疾言厉色的二人,忽然开始对她关爱有加,也不再强迫她去做那些粗重的家务活。

“我以为他们真的变好了”,可事实远比她以为的复杂。

白雪芳初中之后便辍学回了家,可她的哥哥却一帆风顺地读完了高中,还以相当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因为继续读书的事情,白雪芳苦苦哀求过养母几次,可对方却坚持“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越早结婚生子越好”。

于是在白雪芳17岁时,养母开始频繁地为她介绍相亲对象,“这个不行,那就马上见下一个”。

几次之后,白雪芳也察觉到了异样,在某次相亲结束后她问养母“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她当时的表情就好像心思被戳破了一样”,白雪芳回忆道:“哥哥当时都25岁了,还没结婚,因为家里没钱。

养母跟我说赶紧订婚,这样就可以拿着彩礼钱去给儿子娶媳妇。”

养母极为赤裸的目的彻底激怒了白雪芳,这天之后,这段本就模糊不清的“亲情”彻底走向分崩离析——很多事情再也不能回头了。

白雪芳

那一年,她在家里过完了最后一个春节,而后便带着行李离开了。

此后,她去了河北保定市里,因为没有学历,而且尚未成年,只能依靠在餐馆里打零工赚钱生活。

这期间,她也曾主动和养母打过几次电话,“毕竟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可对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

在得知白雪芳找到工作后,养母提出要她每月向家里上交1000元生活费,“无论我的工资有多少,这个钱都是不能少的,如果不给,她就会跑到我上班的地方要钱”。

走向“自由”的过程比想象的艰难,但白雪芳已经迈出了“逃离”的第一步,而后越走越远。

这些年她从河北一路漂到广州,养母找不到她了,麻烦也随之减少了。

她不再主动频繁地与家里联系,可仍会网购一些补品和零食寄到老家的姥姥和养母手中。

对此白雪芳的解释是:“也不是说善良,就是不想让她们在村里说我坏话,抱怨白养了我这么多年”。

何以为家

真正的告别时刻,在2018年到来。

这一年,19岁的白雪芳终于和养父母协商一致,签订了一份“断绝关系协议书”:

一、甲(养父)、乙(白雪芳)均同意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

二、甲方的所有财产自此以后与乙方无关,乙方自愿放弃以后以任何形式如:继承等取得甲方财产的权利。

……

此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字即生效。

在这封简短的契约中,白雪芳与养父母过去朝夕相处的日子,被以简单的“甲乙双方收养关系”概括。

2002年,他们的故事由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和1000元钱开始;16年后的冬天,这段不算圆满的故事,又以一纸合约结束。

白雪芳不再是“白雪芳”,她将这个身份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归还给了那个让她始终抱有复杂情绪的“家”。

可这之后呢?

她,又是谁?

白雪芳与养父签订的协议书

签订终止收养协议书之后,白雪芳从养父母手中拿到了一张字条,二人声称那是当年人贩子给他们的,白雪芳亲生父母的居住地。

因为时间久远,那张字条已经泛黄,可写在上面的字依旧清晰可见:

贵州省,瓮安县,马场坪村。

白雪芳养父提供的寻亲地址

对于这条线索,白雪芳一度深信不疑,因为其身上展现出的诸多特征,似乎都在暗示着她就是南方人。

“我从小就特别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那种”,在白雪芳看来,自己的饮食习惯并不像出生在北方城市的人,“北边的人都喜欢吃面食,但是我什么饼都不能吃,因为根本咽不下去,特别噎。”

拿着养父母提供的地址,白雪芳自2018年以来曾多次前往贵州省瓮安县马场坪村,可遗憾的是,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那里现在在发展旅游业,村里的许多地方都成了景点”,原住民接连搬迁,想要找到了解白雪芳身世的人近乎是不可能的了。

这条路走不通,白雪芳又想到求助当地警方。

但由于离家时尚且年幼,她对于故乡和亲人没有任何记忆,唯一能够提供的证据,就是几张她在养父母家拍摄的童年照。

那段时间,当地警方也带着她去见了几位在2002年报案寻亲的人,“可要么是失踪的时间对不上,要么就是别的信息不匹配”,总之到最后都是空欢喜一场。”

白雪芳求助公益打拐组织

有次一对夫妻找到了警方,声称白雪芳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单看小时候的照片真的长得特别像”。

此后,白雪芳与这对夫妻进行了DNA比对,“当时还是派出所所长亲自陪我去(采血)的,都觉得希望很大”。

不想亲子鉴定却给出了“非亲生”的结果——希望又破灭了。

在贵州寻亲失败的次数越来越多,白雪芳对于养父母提供的地址也产生了怀疑。

“藏了那么多年的纸条,怎么可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呢?”

她甚至想过,那不过是二人随手写下的假信息。

“我也觉得自己不太像那边的人。”

白雪芳说,自己的身高有1.73米,可贵州地区女性身材普遍娇小,“站在她们当中,我像个巨人一样”;

且根据字条上写明的地址,原马场坪村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无论男女都有很明显的长相特征,但我都没有”。

事情好像又回到了“一无所知”的时候。

最近几年,白雪芳将寻亲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贵州以外的地方,同时她也结识了一些打拐寻亲志愿者。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的血液样本被成功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中,但直到今天也尚未被比中。

志愿者到白雪芳家中帮忙采血

再后来,白雪芳又录制了文章开篇提到的那则寻亲视频,在超过600万次的播放之后,她每天都会接到上百通电话,这当中有的是媒体,有的为认亲。

来来往往许多人,可谁也说不清,她究竟是谁,她到底从哪儿来……

“每次去派出所做笔录都要2、3个小时,网友的留言我也会一个个去比对。”

尽管已经心力交瘁,但白雪芳依旧怀揣希望:“我也害怕一个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白雪芳短视频平台下的留言

未完成的故事

这些年为了寻找亲生父母,白雪芳走了很多地方,也做了很多工作。

2019年,20岁的白雪芳在做外卖骑手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段,自由恋爱后一年,二人于去年正式领证结婚。

按照身份证上的年龄计算,小段比白雪芳大了7岁,在白雪芳的心中,“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伙子”。

对于爱人的过往经历,小段都知道,并且十分支持妻子寻亲。

“那条短视频火了之后,他每天也在帮我接电话、加微信好友,了解更多的信息”。

今年6月18日,白雪芳与小段举办了婚礼,“来的大多都是老公那面的亲戚朋友”。

白雪芳的养父母一家并没有到场,“这是意料之中的”,白雪芳坦言,自己也不希望他们出现。

最大的遗憾,是亲生父母没能见证女儿的终身大事。

虽然,文章开头的视频,被数以万计的人看到。

有些人一旦走散,是很难再重逢的。

白雪芳婚礼当天

结婚之后,白雪芳和小段辞掉了外卖员的工作,回到小段的老家用三轮车支起了一个早餐摊,开始在学校门口卖煎饼。

她把寻亲的消息做成海报贴在摊位上,日日蹬着车风里来雨里去,她也知道借助这个方法找到亲人的几率几乎为零,可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受疫情影响,学生们很多时候都在家里上网课,“村里的客流量不大,一天最多能卖二三百元”。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于寻亲,也之于生活。

白雪芳出摊卖煎饼

随着寻亲短视频的传播,白雪芳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而对于她当年究竟为何流落他乡,外界也有诸多猜测:

“那些我都想过了。”

白雪芳说:“可能是我的亲生父母生下来看我有个胎记,觉得不吉利,就把我扔了;也可能是家里边养不起;也有可能我是私生女,见不得人……”

最坏的理由都想过了,可她依旧要找。

“我也不是为别的,就是想知道我真实的出生年月日是哪天,我到底是多大;想知道亲生父母什么样,我到底是哪儿的人,这就够了。”

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

这不需要理由。

白雪芳想,如果未来某一天自己真的找到了亲生父母,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人去饭店吃一顿饭:

“到时候我们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说吧。”

来源:视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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