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去哪做dna检测鉴定最好
对于想做亲子鉴定的亲来说，最关心的当然是鉴定的结果了，只有可靠的单位出来的结果才是靠谱的，一定要慎重选择，只有通过了由省司法厅颁发了司法鉴定许可证的鉴定机构才可以做DNA亲子鉴定。有什么疑问还可以私下向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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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做亲子鉴定的单位有多少家？
哈尔滨纳泓DNA鉴定和省厅可以做！
在黑河，想做亲子鉴定，有没有可以到家采样的鉴定的机构呢？
如果做私人鉴定，就不受地域限制，可以邮寄样本，所以就不一定非针对黑河当地机构。
但是如果做司法鉴定就必须在司法鉴定机构当场取样。
看LZ是做哪一种鉴定。
网友：黑河dna亲子鉴定机构
江边人头案，一度轰动黑河，这起恶性案件复杂程度历年罕见。对于黑河市检察院检察官高振阳和他的同事来说，更是一次难度空前的挑战，如何把疑难案件办成铁案，一切还得从那个深秋的下午开始说起。案发当天，黑河市合作区小黑河村毛子屯的老刘，正在黑河江桥边扫落叶，突然，他发现树林里有一个塑料袋，打开塑料袋之后，老刘发现了一个面目全非并且已经发黑的人头，这可把老刘吓坏了！
根据头发的长度，民警初步判断死者为男性，同时，勘查人员在装有头颅的塑料袋里，发现了一些被撕碎的纸屑，在这些纸屑上，办案民警竟然拼出了一串电话号码。
黑河市公安局合作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 宋万金：
派出所民警提供了一个线索，同年十月份，一个男子说他母亲找不到了，当时留了一个手机号，就是这个纸屑上的手机号，我们就把这个手机号作为查找尸源的重点侦查方向。
经过进一步检验法医发现，死者虽然是短发，但却是一名女性。经过DNA比对，死者李某正是报案人失踪多日的母亲。尸源查清了，可除了头部之外，死者身体的其他部分，会在什么地方呢？
经过走访民警得知，死者李某57岁，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生前与高某之间有债务纠纷。高某曾扬言说，要让李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么，这个高某会是杀害死者李某的犯罪嫌疑人吗？
他说这个女的欠他钱，还不想跟他过了，这些他都承认，但是不承认杀了这个女的，抓捕的时候在他家搜到了这个女的手机。
民警查看了死者的手机后发现，10月5日前通讯正常，之后就从未接听过任何电话。说明死者很可能在10月5号就已经遇害了，但是十月中旬这个手机还发出过短信，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在审讯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高某始终态度坚决，否认自己是杀害李某的凶手。民警在发现头颅的树林里，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经过长时间的细致勘查，没有找到死者尸体的其它部分，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前期工作中，民警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高某，租住的房屋刚刚粉刷不久。那么，他的住所会有问题吗？
黑河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高振阳：
租住的房屋内勘查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人是20天以前死的，房子又在20天以前重新粉刷了，正常思维惯性会觉得破坏了的现场就没什么价值了，但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高某是凶手，这正是他毁灭证据的表现。
高振阳审理重大命案多年，深知自己对案情的推测和梳理，将影响到日后的诉讼，决定着案件最终结果的走向。所以，所有的假设、推理，都需要强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随着外围证据越来越多，很多细节犯罪嫌疑人高某都无法自圆其说，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高某败下阵来，最终承认了自己就是凶手！
犯罪嫌疑人 高某：
给她领到公园里，捅了两刀，她就不动了，然后我回家取的塑料袋和刀，把尸块扔到江边还有一个旱厕里。
犯罪嫌疑人高某交代，死者李某欠自己5200元钱，不仅不打算还，还准备和别人去南方生活，虽然高某苦苦挽留，但李某丝毫没有动摇，坚持要去南方，于是，高某有了破罐子破摔的念头。按照犯罪嫌疑人高某的交代，侦查员兵分多路，赶到抛尸地点，陆续打捞尸块23块。
整个案件看似已经真相大白，但是证据链上一个重要的环节仍然是个谜团，犯罪嫌疑人高某交代，他在一个广场的草丛里将李某杀害并分尸，这势必会有大量的血迹遗留在现场，可是侦查员将草地挖开，仍然没有任何发现，犯罪嫌疑人刻意隐瞒第一案发现场，也让高振阳更加坚定了自己最初的推测，于是侦查员又回到高某的出租屋内进行二次勘查。据了解，当天晚上九点左右，犯罪嫌疑人高某和死者李某在他租住的房屋内发生了争执。
我问她钱啥时候还，她说要钱就告我强奸，还拽我，我就去厨房拿水果刀，捅了两刀她就躺下了。
过了一会儿，犯罪嫌疑人高某缓过神儿来，决定当场在房间内进行分尸。犯罪嫌疑人高某先将头颅抛弃到江边空地，然后返回家中，将被害人的尸体分批抛弃在不同地点。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高某才将尸体全部运走，而他使用的工具是一台自行车。
让高某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费尽心机掩盖死者的身份，隐藏自己犯罪的事实，这一切都被塑料袋里，写有死者电话号的卡片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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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龙视新闻在线
编辑：小蛮腰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甘肃有不可移动文物16895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32处。博物馆231座，可移动文物42.34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1.74万件（套）。各类纪念馆63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8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2536件（套），其中珍贵文物4466件（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8座……历史遗珍和红色遗迹遗物星罗棋布，无声胜有声，深情讲述着甘肃故事，永续着千年文脉。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就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拓展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战略部署。
“甘肃文物系统将深入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保各项部署落实落地，不断推进新时代甘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程亮表示。
保护第一 科学谋划 留住根与魂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省长城保护条例》《甘肃炳灵寺石窟保护条例》《甘肃省文物安全工作管理办法》……近年来，甘肃在健全文物保护体制机制上下功夫，省级文物保护规章办法陆续出台，各地文物保护制度不断规范，为依法开展文物保护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嘉峪关
甘肃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科学谋划实施文物保护重大工程。
5年来，甘肃省共投入资金25亿多元，开展各类文物保护维修项目724项，国保单位和重要省保单位险情基本排除。
依托河西走廊天然地理单元，立足其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全国首个集保护研究、传承弘扬、创新利用于一体的国家文化遗产线路——“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进展顺利，获国家支持项目11个、资金7000多万元，已启动实施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张掖东仓、武威文庙等重点保护利用项目。
“2021年9月底前完成甘肃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实施石窟寺保护重大工程，2022年底前全面消除石窟寺重大险情；定期开展文物健康评估，主动开展预防性保护，全面提升石窟寺保护能力……”按照甘肃省政府《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石窟寺保护工作压茬推进，实施昌马石窟环境整治、马蹄寺石窟数字化等一批综合保护利用项目，整体提升“甘肃石窟艺术之乡”美誉度。
编制完成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划，甘肃被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省份。玉门关、嘉峪关长城、哈达铺红色小镇、会宁会师旧址、大地湾遗址、马家窑遗址等84个建设项目正在加快进行。
追溯本源 探索未知 成绩斐然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区域，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
6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项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4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5项荣获“田野考古奖”，4项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开展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与扩散、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等系列重大考古工作，考古人在甘肃的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厘清了早期人类的起源演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彰显了甘肃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2019年，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成为目前东亚首个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和丹尼索瓦人DNA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取得重大进展，也是国际上丹尼索瓦人研究的重大突破，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对陇西黄土高原东部的水洛河、清水河和葫芦河流域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新发现20余处旧石器地点，基本建立起甘肃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西部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以来（距今20-1万年前）旧石器考古年代框架，为探讨该地区石器技术的演变、人类行为的发展、人类适应性行为演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等提供了关键材料。
白石崖溶洞遗址发掘现场
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慕容智棺木实验室清理
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点对陇东地区揭示中国早期社会的圪垯川遗址和实证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南佐遗址、桥村遗址进行了考古研究，专家认为，圪垯川、南佐、桥村等重要考古发现显示了陇山两侧是仰韶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布区域，是距今5000年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也是探讨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区域。
礼县鸾亭山遗址、西山遗址、大堡子山遗址、六八图遗址、清水李崖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张家川西戎贵族墓地、秦安王洼墓地、漳县墩坪墓地和宁县石家墓群等一系列早期秦文化或与秦文化密切相关的西戎和周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使该区域两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为解决前所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线索和新思路。
依托“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遗址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对西城驿遗址、缸缸洼遗址和火石梁遗址的发掘，确认命名了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西城驿文化，构建了黑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谱系。
首次确认吐谷浑文字、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首次发现数量巨大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多个首次让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墓群的发现，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创新发展 融入大局 滋养社会
甘肃有博物馆231座，珍贵文物117470件/套（实际数量251890件）。“十三五”期间，共举办各类临时展览超1000个，开展“四进”、研学等社教活动1.2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亿多人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已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的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新格局。
施行博物馆陈列展览策展人制度，以博物馆新馆建设和旧展改陈为契机，指导各馆立足馆藏特色，举办类型丰富的展览，满足观众多元化的需求。
铜奔马
大堡子山金饰片
以甘肃博物馆联盟为依托，省市县三级博物馆通力合作，与省外友馆积极协作，整合藏品资源，联合办展、巡回展览，打造“让文物活起来”“国宝省亲”“敦煌艺术进校园”3个特色系列展览品牌。
引进“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展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展，将崭新的文化产品送给陇原人民。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举办的“敦行故远”“丝路孔道”“国色初光”“竞为华观”等展览，受到广泛好评。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促进青少年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和爱国情怀的培养是时代赋予博物馆的重要使命。
甘肃各博物馆均设立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专门场所，与教育部门建立协同机制，与学校签订共建协议，通过“创意一个系列主题、策划一个专题展览、编写一套主题教案、开展一批社教活动、设计一个研学精品课程、打造一个社教优秀品牌”的“六个一”，把博物馆与中小学课堂教育、社会实践活动、体验式教学等有机结合，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据统计，甘肃省的博物馆平均每年共组织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2400场次、人数近10万人次。
系统保护 齐抓共管 传承红色基因
甘肃革命文物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分布广泛且特色鲜明，其中以陕甘革命根据地、长征、红西路军有关的文物最具影响力。
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印章、王孝锡烈士遗书、桦树皮归物单……榜罗镇会议旧址、会宁会师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件件珍贵文物、处处革命遗迹，记录、见证着革命历史，承载、传递着初心使命，是传承革命先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的宝贵财富。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任务书和路线图。甘肃省文物局增设革命文物处，增加编制5名。省财政将市县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纳入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发改部门将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列入重点支持对象。党委领导、部门协助、区域联动、齐抓共管的革命文物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甘肃持续推动革命文物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从本体保护向周边环境一体保护转变、从单一文物点向线性和片区文物整体保护转变，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又突出重点，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文物真实历史风貌。
深入开展革命文物资源调查，摸清家底和保存状况，建立革命文物数据库。持续完善各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明确保护要求，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文物安全。2021年，甘肃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第一批珍贵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公布，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8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2536件（套），其中珍贵文物4466件（套）。
2017年以来，甘肃累计投入1.2亿元，先后实施南梁陕甘边革命政府旧址、两当兵变旧址、三岔毛泽东同志长征宿营地等近100项文物保护利用项目，革命文物基本排除重大险情，保护状况显著改善。
实施会宁红军会师旧址、榜罗镇会议旧址、两当兵变旧址等长征线路重要节点保护利用工程，打造哈达铺会议旧址保护利用样板，逐步形成9大保护节点、3条集中展示带、9个核心展示园互为支撑、互相串联的长征文物保护展示体系。
陕甘片区、陕甘宁片区（庆阳市）和西路军片区（甘肃段）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完成，有序推动习仲勋旧居、西路军永昌战役遗址等54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形成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梯次利用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态势。
发挥革命文物资源优势，服务好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打造“互联网+革命文物”新模式。会师塔下，唱红歌、看演出、参观纪念馆、听红色故事，会宁已成为广大党员群众感悟初心、接受教育的首选地。
会宁、南梁、哈达铺等地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助力乡村振兴相结合，统筹做好本体保护管理、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研究阐释和研学等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牢记嘱托 砥砺前行 成果迭出
“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始终被莫高窟人铭记着。
依托敦煌研究院建成全国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组建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积极推进文化遗产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组建取得阶段性成效，开展省部级以上文物保护研究课题65项，高效完成国家重点科研平台工作任务。
《敦煌莫高窟保护规划》修编和甘肃石窟遗产监测中心、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二期）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基地建设有序推进。先后投入资金2亿多元，实施敦煌壁画修复、抢救保护、文物数字化、基础设施改善等综合保护利用项目百余项，在敦煌研究院院管六大石窟全面推行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并在全省石窟寺推广应用，持续扩大“中国特色、敦煌经验”覆盖面。
莫高窟158窟壁画修复工作现场
2019年，敦煌研究院部分职工合影
科学编制《敦煌学高地建设专项规划》，实施敦煌学研究领先计划，提升完善敦煌学学科体系，深入开展敦煌书画、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医学、敦煌服饰、敦煌菜系等门类研究，实现成果迭出、领先国际。
拓宽敦煌学研究领域，形成敦煌学与经济、社会、哲学、历史、地理、民族等多学科协同创新的格局。建设敦煌学国际研修中心，建成“敦煌学信息资源”和“藏经洞出土文献”数据库，实施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
发挥敦煌论坛和《敦煌研究》《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一论坛两期刊”品牌力量，扩大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牢记嘱托，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莫高窟一周年之际，举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传承创新研讨会、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2020中国长城论坛，推出“敦煌石窟文化艺术展”并在甘肃省巡展，组建“时代楷模”先进事迹报告团宣讲30多场次；两周年之际，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在故宫举办“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并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甘肃文博人砥砺奋进的不竭源泉和无穷动力。
采写：徐秀丽
编校：高 游
审核：徐秀丽
监制：李 让
来源： 国家文物局
3000年前的商王朝像一个谜。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些使用甲骨文的人是何方神圣，当然也想知道妇好是什么模样。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我自然不例外。
当年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时，商族人种的部分是我执笔总结撰写的。19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商族的的人种，是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手段定位在“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样一个论点上。
1992年，我在殷墟“新安庄墓地”发掘，清理了100余座商墓，其中约半数保存有人骨。当时便想通过这批材料做点新研究。那时我没有按前人习惯将人骨取回室内后再研究，而是请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直接到现场，挨个鉴定墓坑中的人骨，包括年龄与性别。
当时的通行做法是以长骨指数法推算死者身高，我觉得指数法不如直接测量人骨架准确，于是逐个人架测量。后来我常说，商代男子身高的中位数只有1.62米左右。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便是对新安庄墓地商人骨架的测量结果。然而新安庄人骨的研究，并不包括基因测试。后来我有机会获得另外一批新材料，才开始的殷墟人骨的DNA研究。
199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批示，安阳队在殷墟西部“黑河路”实施发掘。这次发掘清理了约100多具商代人骨架。1997年与1992年虽然仅隔5年，但学术界的科研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数年之中，德国、日本等国以基因技术研究古代人骨标本并取得显著成果，燃起了我想以DNA技术揭示商族人种的希望。
当时吉林大学基因实验室尚未建立，国内能看到的古DNA研究成果，只有古脊椎所刘武先生与公安部的合作。然而此前一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殷墟研究的一项国际合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合作。合作项目的主要实施者有我本人，还有荆志淳教授和志淳的老师Rip Rapp教授。
某日，Rip转给我两篇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是西方学者通过基因技术研究古人骨骼的案例。我读后感触更深。1997年，Rip推荐当时在加拿大Lakehead University基因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研究的学者El Moto到中国。在我的安排下，El Moto在安阳工作站花了约一周时间观察殷墟“黑河路”的商代人骨。我们当时计划双方对“黑河路”人骨开展一项专门的DNA研究。但研究之前需要另签协议。
凑巧的是，在我们与美加学者签协议前，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的基因学家W和J（因未征得他们本人同意，我暂以字母代替其名）主动找到我，希望合作开展殷墟人骨的基因测试。我们讨论后，决定选取少量商代人骨标本，先将实验做起来。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我选送的标本正是El Moto帮助整理过的标本的一部分。
不久实验完成。W和J专程赶到安阳展示实验结果。令我震惊的是：我选送的黑河路商墓人骨，其基因检测结果接近此前日本学者所做的西亚人骨。W和J由此推测殷墟商人可能与西亚人相关。
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学术会议，W曾简短说明其基因测试结果，但由于作为合作者的我态度谨慎，W当时在会议上也采取了保留态度。具体的实验数据，我想应该由W和J亲自公布。他们是实验完成者，是真正的基因专家，而我不是。
这就是所谓“殷墟人骨是西亚人种”的大致过程。
W和J的测试结果，直接与此前体质人类学测量所得出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结论相悖。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继续与W和J共同研究，或者尽快启动与El Moto的合作，但接下来两项工作都未延续。这可能是导致今天有朋友向我发问的原因。为此我说明如下：
1
我为什么对“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充满疑虑
我确实在一些小型演讲或者研讨会上说过，我本人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
我之所以对当时的研究结果有所保留，主要因为当时纳入研究的标本数量少、质量也存在一定问题。
标本数量少，一方面是选送的殷墟标本数量本身就少，但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当时可供比较的reference少。在当时全国夏商遗址人骨DNA数据大面积空白的情况下，“西亚”人骨数据作为几乎仅有的对比数据，显得比欧美数据更接近殷墟毫不奇怪。这种情况下“对比”出来的结果，我们必须慎重。如果当年的中科院遗传所积累了今天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这样的数据量，我想我应该不会担心吧。
如上所述，我选送的标本，曾经是加拿大学者El Moto接触过，El Moto作为白人的基因是否会通过接触残留在标本中？如有残留，这些残留是否会影响的测试结果？这些我都无法作出判断。因此我不能轻易表态。
当然，已有的考古知识也无法让我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且不说文化传统、文字使用，只说发掘出来的一些真正的“商朝人形象”。
我曾有意识地收集殷墟出土的各种“商代人像”，包括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图像。我收集到的以图像形式表现“商人形象”的作品近30件，没有一例是“西亚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下图）。
我认为，这些作品是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我形象的表达，应该真实记录着商族人的种族特征。它们完全不支持“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结论。
2
为什么我没有继续坚持殷墟人骨的DNA研究
有朋友认为，我“发现（商王朝）王族可能是白人”，于是“就不让做DNA”。
这是误解。我的确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但这不是我中止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原因。
有朋友说我“一辈子努力都是给我们中国人找个优秀祖宗”，“自己心里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这实际是“抬举”我。实际上，我只在乎研究结果是否实事求是。
殷墟人骨的DNA研究后来之所以未能继续，是多重原因导致的。
“西亚人”的推论使我意识到基因测试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当时的心情是，项目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但要设计好、准备好。新的基因测试要慎之又慎、认真准备。准备不足就不重启。
在我看来，人骨DNA研究的准备工作要从发掘开始而不是从采集标本开始。我们要选对标本的考古背景（例如并非所有出自殷墟的人骨都是商族的）；我们要认真处理样本的污染问题（既有可能发生在发掘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采样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人骨的保存状况。
出于对困难的顾虑，我几次“重启”基因研究的想法最终都中途放弃了。
田野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影响“重启”的另外原因。1999年我和安阳队的同事们发现了洹北商城，工作重心转移到洹北商城的结构、年代和布局等工作上。洹北商城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又赶上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精力有限，只好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放下来。2009年，我曾想过重启基因研究，然而那时我又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殷墟布局的探索与研究”，基因研究再次被搁置。
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影响了重启殷墟人骨基因研究，例如后来我国有了DNA样本出境的禁令，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建自己的DNA实验室等等。
3
顺便说一下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复杂性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通过基因测试研究古代人骨标本逐渐成为常规手段。殷墟人骨确实需要基因测试，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并非只是“提取基因（片段）”这么简单。如何“提取商族基因（片段）”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如前所说，并非所有发现于殷墟的商代人骨都是商族的；“商族”是否等同于“王族”也需要讨论。有句话说出来可能令大家沮丧：殷墟的王陵大墓早年都被盗掘，1930年代又被挖了一次。或许我们早就失去了找到“商王”基因的机会。
基因研究要从发掘开始。如果妇好墓的发掘不是发生在1976年而是今天，或许我们还真能找到妇好的基因。从而认识“生物学上的妇好”。
商族基因的研究必须系统规划。殷墟的人骨标本非常重要，但仅仅盯着殷墟远远不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跟随张光直、张长寿等先生参加商丘田野考古，去豫东寻找“先商文化”。今天看，当年寻找“先商文化”的工作也应该与殷墟人骨的研究联系起来。
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考虑组织新一轮的“商代人骨基因工程”。这一工程的工作对象，应该包括殷墟、洹北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头，甚至应该包括三星堆等同时期其它遗址。
感谢各方人士关注殷墟、关注商王朝。
3000年前的商王朝像一个谜。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些使用甲骨文的人是何方神圣，当然也想知道妇好是什么模样。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我自然不例外。
1我为什么对“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充满疑虑我确实在一些小型演讲或者研讨会上说过，我本人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
有朋友认为，我“发现（商王朝）王族可能是白人”，于是“就不让做DNA”。
3顺便说一下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复杂性考古学发展到今天，通过基因测试研究古代人骨标本逐渐成为常规手段。殷墟人骨确实需要基因测试，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并非只是“提取基因（片段）”这么简单。如何“提取商族基因（片段）”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如前所说，并非所有发现于殷墟的商代人骨都是商族的；“商族”是否等同于“王族”也需要讨论。有句话说出来可能令大家沮丧：殷墟的王陵大墓早年都被盗掘，1930年代又被挖了一次。或许我们早就失去了找到“商王”基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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